今年以來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廣州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進行了修法或立法,通過約束機制,逐步的改變居民隨意投放垃圾的習慣,業(yè)內人士指出垃圾分類立法重點是樹立敬畏意識,有利于提高公眾的環(huán)境意識和法律意識,鼓勵公眾參與環(huán)境保護,并對污染環(huán)境者形成監(jiān)督壓力。
從本世紀初“勸導分類”到如今“強制分類”,超大城市新一輪生活垃圾分類將迎來什么變革?讓我們看看國內四大一線城市下一步是怎么做的。垃圾分類進入“強制時代”,你準備好了嗎?
01 上海
再過一周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將正式開始實施。這個條例之所以引人注目,在于其標志性意義:在進行20多年倡導工作后,上海率先將垃圾分類納入法治框架。
通過立法,上海市明確了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濕垃圾和干垃圾4種生活垃圾分類標準,旅店、餐館不得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,首次明確對生活垃圾全流程進行分類,確立分類投放管理責任人制度和相應法律責任等。比如,個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,可罰款200元;單位混裝混運,可罰5萬元。
“此次立法的意義在于,將以往的環(huán)保志愿行動轉變?yōu)槊總€市民應盡的法律義務?!鄙虾I鐣茖W院生態(tài)與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新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,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以前在前端分類、后端處理等方面做得很好,不過各環(huán)節(jié)銜接有待提高。
不止是上海,很多超大城市也紛紛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隊伍中來。
02 北京
在5月底召開的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,北京市人大城建環(huán)保委員會建議,盡快修改完善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,依法推行垃圾強制分類,對違反垃圾分類規(guī)定行為設定相應罰則;杜絕混裝混運現象,明確“不分類、不收運”的倒逼機制。
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早在2012年3月就開始施行。不過根據相關調查,對條例具體內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兩成。
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吳向陽對記者表示,此次修法意味著垃圾分類治理機制將出現重大變化。他認為,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效果一直不太理想,很重要一個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傳倡導,缺乏強制力。此次修法將讓不分類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約束、遭受損失,將極大提升人們垃圾分類的動力。
根據報道,北京市此次強制垃圾分類對象是學校、醫(yī)院等公共機構以及商業(yè)辦公樓宇、旅游景區(qū)、酒店等經營性場所,還沒有涉及居民。不過在吳向陽看來,“未來趨勢就是全覆蓋”。
03 深圳
在深圳,《深圳經濟特區(qū)生活垃圾分類投放規(guī)定(草案)》已完成向社會征求意見,立法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。其中,樓層撤桶、個人未分類投放生活垃圾罰款提高了10倍等規(guī)定,引發(fā)熱議。
04 廣州
在廣州,《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》于去年7月1日起實施,常態(tài)化執(zhí)法檢查成為重要抓手。8月下旬,一個廣州市民因不分類投放大件垃圾,被城管執(zhí)法部門罰款200元,成為廣州因觸犯該條例而被處罰的個人。
“相對于罰款,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類各鏈條?!睆V東省社科院環(huán)境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對記者表示,應該通過建立完善機制,讓居民盡快了解如何進行垃圾分類以及垃圾的去向。
超大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進步明顯
超大城市開展生活垃圾分類歷程,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開始在8個城市進行的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工作。8個城市中,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均在列。近20年過去,如今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進步明顯。
更多的廚余垃圾被分出來了。在超大城市,廚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。以深圳市為例,深圳居民家庭每天產生的廚余垃圾高達5000多噸,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達44%。對廚余垃圾進行分離處理,是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突破口。
曾云敏介紹說,廣州這些年垃圾分類的重要經驗是干濕分離。對于廚余垃圾等濕垃圾,一些廣州市民在家里建立處理設施,將廚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沖走;在菜市場、小區(qū),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處理設施,就近處理做成有機肥。
在北京海淀區(qū)一些小區(qū),記者發(fā)現社區(qū)內設有專人值守的廚余收集站,解決了居民詬病較多的“我分類了,到樓下又混在一起”的問題。北京市東城區(qū)建國門街道通過購買社會服務形式,吸引市場化公司在小區(qū)設立自取式廚余垃圾桶、綠色生活驛站、能刷臉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廚余垃圾,并通過積分換獎品形式對分類投放的居民進行獎勵。
“北京市始終將廚余垃圾作為主要分類類別,并且在垃圾分類示范片區(qū)普遍建立了廚余垃圾分類收集運輸硬件體系,嘗試采取積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參與,在解決廚余垃圾分類問題上做出了很大努力?!北本┳匀恢压婊饡銖U棄項目政策主任謝新源對記者表示。
對于其他垃圾的分類處理,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現。記者在北京市東城區(qū)建國門街道一個小區(qū)的綠色生活驛站看到,不時有居民將塑料瓶、廢紙殼、電池等送到這里。建國門街道辦事處環(huán)衛(wèi)所所長嚴峻介紹說,該街道目前建立了9個綠色生活驛站,除了收集廚余垃圾,還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,按重計價,現金支付。街道還采用購買服務方式進行大件垃圾就地處置,將舊沙發(fā)、園林樹枝等處理為顆粒原料,數據同步上傳到垃圾排放登記系統(tǒng),基本實現了生活垃圾分類收集、分類運輸和閉環(huán)管理,垃圾減量效果明顯。在上海,“綠色賬戶”已發(fā)卡500多萬張、“大分流、小分類”體系正在完善;在深圳,樓層撤桶、垃圾處理費隨袋征收也在推進。
“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類工作每年都在進步,正在從垃圾得到處理向垃圾分類處理、健全垃圾處理體系方向轉變?!痹泼粽f,相對來說,超大城市在開展垃圾分類方面更有優(yōu)勢。根據他的調研,居民垃圾分類處理行為與受教育程度、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關性,而大城市充足的財力也讓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應體系。
突破“理念認同,行動滯后”怪圈
根據相關法律法規(guī)要求,2019年起,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,到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將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(tǒng),2025年底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將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(tǒng)。在這個過程中,超大城市的帶頭作用和示范效應十分重要。
另一方面,不斷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數量、垃圾分類環(huán)節(jié)脫節(jié)、居民參與度不高……種種掣肘也讓超大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變得更為緊迫。
有環(huán)境專家表示,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類工作的主要痛點很多。源頭上,居民對垃圾分類知曉率高,但參與率低,處于“理念上認同,行動上滯后”的階段。有調查顯示,目前一些城市在源頭的垃圾分類上主要靠垃圾勸導員、志愿者和垃圾處理公司工作人員進行二次分揀,某些地區(qū)動員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層面,甚至存在避開居民做動員工作的傾向。末端上,分類處理能力不足。比如,廚余處理設施比例遠低于廚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;垃圾焚燒廠規(guī)劃不合理等。而垃圾分類投放、收集、運輸、處理等各環(huán)節(jié)因為監(jiān)管不力而出現脫節(jié)、相互推責現象,更是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。(以上內容根據深圳新聞網及人民日報等媒體整理)